【治療（九十三）】

【治療（九十三）】

五個月前，私立醫院。

孟德站在腦電圖儀前，盯着在屏幕上走動的峰值線。和心電圖儀相比，這臺儀器顯示的曲線更為複雜，過線的速度是每秒鐘十毫米，背景沒有格子。醫生設置了放大器和采樣頻率類型，他設置機電和對電級進行勾選時，動作既輕又快，如同老技工在流水線上揀選零件。

孟德的頭發已被剃光，醫生在他的頭皮上标記了兩條線，一條從額頭中心畫到枕外隆，另一條連接雙耳凹。在給他佩戴電極時，醫生沒有事先用線路網固定電極，沒給他戴頭罩。做過頭皮脫脂後，醫生直接把乾電極按到他的頭上，又把一個芯片貼在他的腦後，如此組成導聯。

孟德手邊有一臺醫用吊塔，吊臂上挂着一組有線濕電極。兩個放大器和一個事件相關電位機放在承托上，與電腦主機之間以無線藍牙作為傳輸。這一系統能反映病人在認知過程中的神經電變化，記錄病人的聽覺、視覺和體感的誘發電位，比起癫痫診斷儀，它對病症的診斷更精準——腦波周期、波幅、頻率全部顯示在屏幕上。醫生可以選擇增加事件，系統将自動給予準确的分析。也就是說，病人有沒有病，是由這臺機器來實驗和判定的。

孟德幾乎看不清屏幕上的波紋。他剛才服用過兩種鎮定藥，這會破壞數據結果的精确性。但因為抗拒的意圖過于強烈，他必須在接受檢查之前服藥，在入院後的三天裏，幾乎沒有一臺機器查出了他的真實情況。醫生當然知道他想拖延時間，作為腦科診斷專家——科洛索夫并不急于得知診斷結果，他把病人對治療的抗拒看作正常情況。第一個療程包括檢查、服藥、測試和電休克四項內容，這周之內，通電治療便會開始。事實上，通電和測試才是診斷的實用方法。治療的策略要根據診斷結果來決定，決定權掌握在科洛索夫手裏。

這一區域位于地下，沒有無線網信號，風口連通着外面的管道，牆體和天花板按照超淨标準做了裝潢。最近除了奧加諾夫娜、醫生和他們的跟班，沒人來過這裏。醫院對外打出的招牌是“神經內科”。偶爾有病人來診治腦炎和癫痫，除此之外，還來過幾個患有神經疾病的商界人士。孟德估計“商界人士”是奧加諾夫娜的朋友，其真實身份可能是政客或者機構管理者，這些人是為了對外隐瞞病情才到這裏來做檢查。

他轉臉看向玻璃外面。一個穿牛津鞋的保安坐在折疊椅上，個頭、體型與他相當。這是奧加諾夫娜的手下，每天盯着他五個小時以上。孟德移回視線，又看向醫生的背影。這幾天，科洛索夫看着一切按照意料發展下去，已經對他的情況有了一些了解。科洛索夫告訴他，病情很不樂觀，抗逆心理過強說明人格具有危險性——他沒有攻擊過任何人，是儀器把他的情況告訴了醫生。“什麽都有可能，不能排除手術治療”——醫生是這麽說的。不過，醫生倒也沒說一定要給他做手術。孟德知道，醫生最終采納什麽治療方法，取決于奧加諾夫娜期盼的結果。但醫生的建議能左右奧加諾夫娜的決定。現在他已經入院三天，還沒和醫生說過一句話。他要說服醫生不把手術加入治療方案中，并希望在談話開始以前，讓醫生對他毫無了解。

科洛索夫走到腦電圖儀前，看了看屏幕的波線，然後從兜裏取出一支鋼筆，在病歷本上寫了幾行字。孟德盯着他看。波澤爾科-約瑟利耶維奇-科洛索夫，少說也有六十歲了，兩頰萎縮，脖子的皮膚皺得如同攢過的紙，頭發沒有全白，因而從背後看上去，他更像是一個中年人。醫生十分乾練，很少坐下，也向來沒有多餘的動作，這裏的儀器仿佛和他達成了某種主奴關系。他喜歡穿厚牛皮鞋，領子上經常黏着貓毛，頭發有時被帽子壓趴。他像是一個博學而嚴慎的權威人士，但是有一處特征不符合“專家”的體面：他脖子後面有一塊疤，向下延伸至衣領。不是燒傷，不是近十年留下的傷痕，像是經受虐打之後，傷口感染遺留的疤痕。

科洛索夫記完數據，徑直走向玻璃門。這時，孟德對他說出三天以來的頭一句話：“我母親和你說過我不接受手術治療，是不是？”他必須用一句話叫住科洛索夫的腳步，他做到了。科洛索夫停下腳步，把目光投向他。

“我知道我的話将不作為你的參考。我決定不了自己接受哪種治療，但我現在想了解一下這種病的性質。”孟德看着科洛索夫，面無表情地說，“将來我會繼承這家醫院的。畢竟沒有其他人比我還有可能繼承這家醫院了。”

科洛索夫夾住病例，向他走來，把手插進兜裏。“你想說話了？你想和我聊聊？”他的眼神帶着審視意味。孟德知道自己不可能迷惑科洛索夫，有種可能是：任何說服對科洛索夫都沒用。

“我表弟加夫裏伊爾-伊戈羅維奇很像你，到現在都很像。你給他做治療那些年，他一定很崇拜你。那時候，你在他接觸過的人裏是最博學的。”“接着說。”

“我也有個‘父親’，他叫弗裏奇。就叫弗裏奇，不是父名。”

醫生點了點頭，說：“我知道，他前陣子死在了中國。”

孟德沉默了幾秒。他們站在四壁光亮的病房裏，保持三米距離，沒有任何東西隔在他們之間，兩雙眼睛都能把對方看得一清二楚。自從醫生開始說話，孟德的眼珠不再動了。

“能把我母親的病告訴我嗎？”

“你母親的病和你不一樣。你家裏每個人的病情都不太一樣，她有輕微的情感障礙，情緒波動比較大，從心理上看，她有過度的競争意識。我了解的不多，除了我，她還有別的心理醫生。”

孟德發現醫生沒說實話，否則是用不着解釋“心理”的。但他沒有追究，只是問：“你對我的診斷結果是什麽？”

“腦區問題，大腦皮層功能異常，具體來說，你有膽堿酯酶和乙酰膽堿的內分泌問題。”

“如果膽堿酯酶受抑制，乙酰過剩能引起神經興奮。”孟德說。

醫生似乎有點驚訝。“還有雙側丘腦反應障礙，額葉腹外三個區域異常。”醫生說。

“我家沒有一個病人和我類似嗎？”

醫生撓了撓下巴，說：“有一個，但他不是我治的。我只看過他的病歷。”

“奧努夫裏-阿納托利耶維奇。”

醫生閉上了嘴。他一定很納悶他為什麽要說這些話。

“你先後給我母親、謝韋林娜、加夫裏伊爾-伊戈羅維奇看過病，就像對一個病人做了無數次治療，最後是我。每次，你把一種症狀寫進病歷，下一種症狀就會産生，你所謂的疾病在進化，治療的方法幾乎追不上它的變化速度。”孟德問，“這不奇怪嗎？”

醫生笑了：“從醫學上看，任何病都不奇怪。”

“如果沒有醫學，我們也會活着吧。不如你說實話，這根本不是病，只是你使用和創造的術語規定了我們是否正常。”

“事實是有醫學，這些症狀是實際存在的。而且你最好做點改變。”

“你治好他們了嗎？”孟德問，“你肯定無法治愈謝韋林娜，在你看來，她的病太重了。我母親讓你保守她的秘密，加夫裏伊爾因為無可奈何而做出改變，那也不一定是手術或者通電治療的結果。他弑父之前，我和他在一起。你只是替他消滅了我的作用，那種和催化似的作用。”

“治療的作用是有限的，治療的意義更重要。”

“我認同這話，但是把治療看成對付疾病的方法，又肯定不全對。加入‘非正式組織’參與非法文化活動，進監獄，在監獄裏受到囚禁和虐待，然後這個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知識分子，對嗎？就像一個我這樣的人，要是不來接受治療，就不能算真正的精神病人。‘知識分子’在監獄和組織裏被看成兩種東西。我對我的症狀也有醫學之外的理解。”

醫生垂下眼皮，神色有點凝重。孟德通過觀察他的表情，知道自己的估計沒錯：醫生不想做他的敵人。

“我母親有沒有跟你說過，輕易不要給我動手術，如果我出了問題，她将會面臨一些麻煩？”孟德說，“但是動不動手術，用什麽藥是你說的算，電休克也能讓人出毛病。這些都是你說的算。”

“我不會越權行事，”醫生說，“你不用臆想我對你的威脅。”

“如果你不會越權行事，你今天就不會在這裏。”孟德說，“我想知道我會被怎樣治療。”

“不排除手術治療。”醫生說“手術”的時候，孟德從他臉上看到了生氣——他能如此平靜地對一個不想做手術的人說出“手術”，目的當然是回擊他的不馴。

“那我們就談談我說的算的事吧。”孟德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指，又看向屏幕的波線，“就算我正躺在手術臺上，也會這麽和你說的。別以為我只是膽子大。我不是挑釁你，我在和你說話。我思考過我母親是怎麽得到謝韋林娜的病歷的。一個像謝韋林娜那樣的人，和軍委宣傳部有關，她不可能從醫院裏開出強安定和吩噻嗪。後來我查到了一點事情：1980年以後，你成了她的主治醫師。我想你當時是不可能願意治療她的，她是你的敵人，她是一個腐朽的意識形态工作者。”

“這和意識形态無關。”醫生的眼神定在屏幕上。屏幕所顯示的大腦的波幅、頻率和剛才幾乎沒有變化。

“你是醫生，你可以借助這個身份進行詭辯，用你的技術作擋箭牌，暫時逃離意識形态的對立，你也能反過來乾，用技術否定你不認同的那種思想，說他們都是病人。也許你應該問問我，是怎麽知道這件事的。”孟德說，“從英國回來後，我調查了奧家很多事情，那些事總是和你有關。我覺得你不是個醫術高明的醫生，或者說，你雖然有權力把我們規定為遺傳病患者，但你目前掌握的醫學，無法根治我們的精神病。你怎麽理解精神病呢？以現在的醫學發展水平，還不能治愈我們這種心理變态，據我所知，最詳細的腦區劃分——”孟德指了指自己的腦袋，無意中碰掉一個電極，他又把它貼回去，“就是把額葉腹外側劃分成十二個區域，用以觀察它們的互動聯系，但是檢查并不能鎖定哪個區域的哪個回路究竟有什麽毛病。低風險性的手術沒有療效，它只對嚴重的精神分裂症有效。癫痫和精神分裂能治好，其他不能。”

他上前一步，把話又說回到醫生身上：“但你是個稱職的合作夥伴，雖然在你看來，我母親也是病人，但你為她隐瞞了病情，你絕不會把她的事告訴我，我知道她的病并不比你的其他病人輕多少。別誤會，我不是說她的症狀更嚴重，我是說，她的作法比我們都大膽。不通過觀察行為，怎麽診斷疾病的程度呢？你知道她做了什麽，你清楚，你感受過巨型機構的強力，你什麽知道。所以你選擇給獵手做事，這比跟獵物為伍更有利。”

“我會盡全力治好你。”醫生把病歷從腋下抽出來，不耐煩地問，“你還有什麽要說的嗎？”

“我說的每句話對你都非常重要，我希望你把我和你看成平等的。你覺得我是瘋子嗎？”

“你的确有病。”

“但不是瘋子。”孟德說，“這是一個難題。我贊成你治療我，我也認為你當初把謝韋林娜的病歷交給我母親是對的，這不僅是選擇意識形态的正确，還關乎到她們的延續，是你救了奧家。否則她那種人，她的錯誤言論，肯定會在解體後遭人清算。可是，醫生，你現在又面臨同樣的問題了。”他走到折疊椅前坐下，不再觀察醫生的臉色，“我希望你考慮我的提議。如果我變成奧努夫裏，一切只能魚死網破。我的人：就是我的朋友，我的父親，其他人。他們會把那些資料交給警方，這會導致我母親接受調查，有些事是會翻案的，最終後果由她個人承擔。而你簽署過的資料，可能落到檢察院的人手裏。我可以給你一個號碼，你撥過去就知道我手裏都有什麽了。但我覺得沒必要，你是個和大人物打交道的人，你是知識分子，黑社會人士不配和你說話。但是，即便你從沒跟她聯手做過值得警方懷疑的事，也要考慮我接下來的話：在我出問題以前，我不會讓那些東西落到警察手裏，我母親不會有事，你也不會有事。我會步入正軌，繼承家業。我的條件是，我只接受通電治療，不接受手術。”

“電休克難以根治你的病。”醫生冷漠地說。

“我只在需要被治療的時候才做治療，你可以把我的話當成病人的焦慮，沒關系的。減少風險的做法是對我進行電擊治療，獲得你們滿意的結果。”

醫生一言不發地走向玻璃門，又在門口停下腳步。他松開門的執手，回頭問：“你為什麽不拿資料去說服奧加諾夫娜呢？”

“她是個‘病人，”孟德說，“但她還是我母親，我需要她的庇護，我需要新的身份。讓我把話說深一點吧，她其實不希望看見一個百分之百正常的我，那種東西不配做她的兒子。你認為呢？”

“你需要她嗎？”醫生問。

孟德看向玻璃外的保安，說：“在治療開始前，我會把他打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