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治療（八十五）】

【治療（八十五）】

2017年3月，特維爾。

何宏意從雅庫茨克飛到莫斯科，又乘列車到達特維爾，出站後，他用谷歌地圖查看了一下酒店位置，乘上一輛公共汽車。

他坐在車窗邊望出去，城市的空間被商店、銀行和辦公樓的招牌分成了兩部分：指示燈、行人和車輛的變化體現着時間流逝的迅速，三段式樓房的門洞和柱墩，如同古代的戲劇布景。在直通伏爾加河的馬路上，電車纜線、廣告牌、玻璃幕牆打破了樓群的複古風格。他沒有看見橋和伏爾加河。預定的酒店離河邊還有兩個街區，他在Ул.Советскя

酒店的裝潢是家庭風格。房間裏的地板正中鋪着長絨毯，像是一塊草皮。他脫下外套躺在沙發上，感到一陣暈眩，他的身體像是灌滿了泥漿一樣沉重。

可能得在這裏等一段時間了。此前，他已經和奧加諾夫娜通過兩次電話，一次是在雅庫茨克機場，一次是在莫斯科車站，奧加諾夫娜沒有提出見面的時間和地點。第二次挂斷電話後，他打定主意，如果奧加諾夫娜在兩天之內不來電話，他會按照加夫裏提供的醫院地址，去找那個名叫科洛索夫的醫生。十之八九，孟德就在那家醫院裏。

他喝了一口瓶裝咖啡，掏出手機，把自己的所在位置告訴薛隊，又給奧加諾夫娜的聯絡人發去一條信息：“我已到達特維爾。”按下發送鍵時，他使勁咬住了牙。和奧加諾夫娜通話時他說過“國內有人了解我的行程”，可是一想到自己正處于對手能夠跟蹤和監控的範圍內，他還是會感到恐慌。為了抑制情緒，他喝光一瓶咖啡，從行李箱中拿出氣霧劑，含住後按下壓鈕，吸氣十秒鐘。然後，他把行李箱搬到床上打開，從殼板與布面之間拿出一個密封袋。

袋子是孟德留在出租屋裏的東西，密封條已經沒有黏性了。孟德走後，他和薛隊從廚房的吊頂背面找到了這個袋子。裏面裝了三張折起來的打印紙。因為對俄文的掌握有限，他當時沒有找到這上面的內容和孟德的關聯。現在他決定再看一遍，于是把三張紙從袋子裏抽出來，展平後放在床上。

前面兩張是帶孔的連續打印紙，尺寸略小于A4。另一張紙上有兩張黑白照片的圖像。帶孔紙印下了一份司法鑒定意見書，字行歪得厲害，第二頁右側有個圓形印章。他能看懂的只有“委托人”“材料”“證據”等詞。

他重新連接了手機和wifi，開始逐行翻譯。

有三個機構名出現在第一張紙上，分別是莫斯科的一家公立醫院、其下屬精神病醫院和卡盧加警察局。這份鑒定書的內容是：2002年，有一個叫托利-達維多夫的鞑靼族人，在謝爾吉耶夫鎮用繩子殺了兩個人。警方抓獲此人以後，根據他在做筆錄時的種種反應，判定他患有精神病，後經醫院檢查，确診此人為一名精神病患者，并且開出了這份司法證明。

這兩頁內容很不連貫，應該是一份鑒定書的第一頁和最後一頁。後一頁只有“偏執型精神分裂症”“無刑事責任能力”的鑒定結論，兩個鑒定人的執照證號、檢查醫生的簽字。何宏意懷疑這是偷印的材料，大概是因為當時比較倉促、條件有限，孟德只用了尺寸與原件不相符合的帶孔紙，而且沒有印完原件。

另一張紙上的黑白照片清晰度很差，可能是用老式手機拍攝。第一張照片的拍攝者與被拍者之間隔了一條街道，建築占下圖像的五分之四，一個巨大的“S”字母，可能是在燈箱上——擋住了三分之一的圖像。兩個人站在建築的拱形玻璃門前，一個人的臉正對鏡頭，五官很清楚，另一個人側着身子，手裏提着公文包。

第二張照片上又出現了提公文包的人。他身穿皮風衣，提着一支軟革女包走在一片臺階上。臺階很高，拍照者側對被拍者。細看之下，何宏意發現了一個女人，她走在提公文包的人身後，半個身子被擋住。她是季阿娜-奧加諾夫娜。那時候，她還比較年輕，應該不超過50歲。

何宏意仍然沒弄明白照片上的人在乾什麽。他得先知道照片上的三個人是什麽身份，才能進一步推斷他們的事務。第一張照片上，正對鏡頭的人應該很重要，看穿着，他有點像個銀行職員。

何宏意用手機搜索了鑒定書上的幾個名字。沒找到結果。叫相同名字的人太多了，就連那個殺人犯的資料他也沒有找到。

他把三張紙折起來，放回密封袋裏。想到這些資料應該對孟德很重要，他沒有把袋子直接放進行李箱，而是把一件外套的內襯撕破，将袋子塞入裏層。

手機在枕頭下面震起來。是奧加諾夫娜的聯絡人打來的電話。對方告訴他，奧加諾夫娜已經為他安排了酒店，他們可以在後天下午見面。

他決定不住奧加諾夫娜安排的酒店，并且在旅館裏待了一天，第二天快到中午時，他才想起來應該出去看看。這是出于安全考慮——見過越多的人，他的處境越安全。

旅館一樓的雜志架上有當地的路線圖和推薦旅游景點的小冊子，他出門時随手斂了兩冊，然後到河堤上邊走邊看。他走到河流的交彙處，看到了一座圓形的港樓，周圍草地上有許多砍斷了樹冠的樹。港樓的粗柱斑駁發黃，底座有一圈拱門。碼頭上泊着一艘小型游船，船艙裏空無一人。他在港樓的舊臺階前站住腳，猶豫着要不要乘船，好一陣子過去，他才注意到橋涵下的冰，又看見那艘船泊在維護架上，幾個可能是維修工的人提着油濾網在船舷上行走。

結冰的河水像是磨砂白玻璃。一座雕像矗立在河邊的石座上，青銅打造的人物有着和這座小城不搭的偉岸儀态。其中最高的是阿法納西-尼基京紀念碑，人物站在近兩米高的石墩上，手拿地圖，兩眼望天，昂首闊步，仿佛行走在十五世紀的廣闊原野上。

一小時後，他去了薩爾蒂科夫-謝德林紀念館。在他手裏的小冊子上，紀念館的廣告是一尊雕像的照片和兩頁作家生平介紹。他沒看過這位作家寫的東西，只聽過他的名字。在他的印象中，那個時期的文學家都在探索純粹的思想領域，枯燥的現實環境反而有助于他們的思想之舟航得更遠。其實，這些“故居”一類的建築除了曾為他們提供溫飽以外，也只是比軀體大一些的囚籠罷了。

他從博物館展區遇到一個健談的講解員。講解員大概有四十歲，身後帶着一支四人組成的旅游團。他跟着他們走到一個繪有雄鷹圖案的薩莫瓦茶壺前，聽講解員講雄鷹在俄羅斯的象征意義。講解員說，每個自诩為拜占庭皇帝繼承人的沙皇都崇拜雄鷹，他們的國徽上，那三頂王冠代表國王對喀山、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亞汗國的征服。如今也有人歌頌俄羅斯的領導者是“莫斯科上空的雄鷹”。何宏意想到這首曲子的作者是中國人，不禁笑了。講解員也沖他笑了一下。

這家博物館只是兩棟連在一起的房子，外面有一間紀念品商店，大大小小的漆木盒擺在櫃臺裏，盒蓋上繪有迷你畫。何宏意本不打算買，但他在離開時又遇到了講解員。講解員用中文跟他打招呼，問他接下來上哪，說可以給他介紹一些景點。何宏意在講解員的勸說下買下一只盒子，然後問他，哪裏有電腦能上網。

講解員把他帶入一間辦公室。何宏意沒去碰桌上的電腦，而是把自己從鑒定書上見到的名字說出來，讓講解員幫忙搜索。他們花了幾分鐘，找到幾條有用的消息：“托利-達維多夫”本名加別達瓦-達維多夫，曾服役于四十一軍，在退役後因蓄謀傷害他人而入獄服刑兩年，出獄後，他又在謝爾吉耶夫鎮的別墅區謀害了兩個人。

有關于這起謀殺案的所有報道，都沒有披露被害者的姓名和身份。此後，達維多夫被關押在莫斯科的一家精神病院裏。一條消息顯示：給他做精神鑒定的醫生叫“П.И.科洛索夫”，何宏意懷疑這個人就是加夫裏和孟德提到過的“波澤爾科-約瑟利耶維奇-科洛索夫”，他讓講解員搜一搜這個名字。結果顯示，這位醫生曾在莫斯科公立醫院下屬精神病醫院做醫師，兼職醫院副院長。他現在還是特維爾一家私立醫院的院長。

看到這些內容，講解員開玩笑似的問何宏意是不是“秘密記者”。他們在辦公室聊了幾分鐘，何宏意提出請客吃飯。他的實際目的是去一家人少的餐廳，檢查一下背後有沒有人跟蹤。講解員答應後，他們去了一家開在酒吧街的餐廳。

餐廳的門臉乍看像一家小商店，半合着豎條的百葉窗。他們走進餐區，坐在一張挨窗的桌旁。點菜時，何宏意看到一個身材高大的黑發男人走進來，落座在離他們較遠的一張桌旁。

他讓講解員幫他點菜，講解員點了焦糖水果、鴨胸、肉凍和蘑菇湯。接下來，何宏意一邊和講解員說話，一邊盯着黑發男人。他認為這個人不是來吃飯的，因為桌上只有咖啡，他從進來開始一直在看手機。何宏意還發現，這個人的羽絨服裏面穿了正裝，腳上是一雙公務皮鞋，看裝扮應該是個職員，但附近似乎也沒有辦公樓。服務員把菜端上來後，何宏意才開始聽講解員說話。

講解員是莫斯科人，也許是職業的緣故，他好像很了解外國游客想打聽什麽。他告訴何宏意，他過去跟父母一起住在“赫魯曉夫區”，因為大學學了歷史專業，在莫斯科找不到長期工作，這才跟妻子回到特維爾。他介紹了“鐵幕”時代的公房：一戶兩室，廚房和廁所都是公用的。他說話時睫毛的陰影在眼睛裏快速地閃動，令他看上去具有一種亞洲人的機智。他也善于發現對方的心思。何宏意沒有掩飾自己對這裏的好奇，于是，他們很快就聊到了游客和當地人的區別。

“來這裏玩的人，有些不大喜歡博物館裏的東西，那些古代民衆的生活用品，他們覺得太簡陋了。”講解員說，“如果他們認為他們的環境不好，就會想到我們，這一來，他們的感覺就好多了。”他顯然是把歐洲游客當成了話題，何宏意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提起一群陌生人來拉近彼此的距離。諷刺的是，他們現在正說英語。

講解員摸着下巴說：“這裏過去有兩派人，一派人有優越感，一派人有自卑感。他們都是知識分子，是蘇聯人。我無所謂，因為我已經是世界公民了，但我覺得，如果我有優越感的話，這種優越感是從亞歷山大布洛克那裏來的，不是真正的民族自豪感。”

“哪裏？”

“他有些詩承認外國人對這裏的看法，但他自己也承認自己喜歡這裏，仇恨式的喜歡。”

“這才是真的喜歡吧。”何宏意問，“這兒的人是不是都想去英國留學？”

“他們覺得英國有學習氛圍，但現在的人哪兒都去。”

“我過去只知道俄羅斯作家。”

“我覺得游客未免太喜歡這兒的作家了。”講解員說，“冷戰那些年，因為不可以互相往來造成的誤解，那些書在歐洲很暢銷，尤其是批判現實主義，諷刺小說。這導致外國人總習慣用大作家的眼睛看這裏的環境，可他們不用大作家的眼睛看自己。在一些年邁的游客眼裏，這裏仍然是克格勃、女間諜、酒鬼的世界，科學家全是精神病人，劇院裏随時可能下起盧布雨。他們那些電影特別需要我們，有了我們，他們才能裝作很痛苦的樣子。”

何宏意笑着說：“他們剽竊苦惱。”

這時，喝咖啡的男人一邊打電話一邊走了出去。

兩個人吃完飯，又聊了一會，何宏意把自己的舊名片給了講解員一張，謊稱自己目前是一個自由寫手，回國後會寫一篇介紹特維爾的游記。講解員信以為真，便把名片收進了錢夾。與講解員在路邊道別後，何宏意沿河堤走回酒店，一路上格外留神，但他沒再看到那個穿羽絨服的人。

直到翌日下午，他接到了奧加諾夫娜打來的電話。她說司機已經在城市公園的前門外等他。為防止他起疑心，她還說出了目的地：城市北部的一家私立醫院。何宏意随即給講解員打去電話，向他詢問醫院的情況。挂斷電話後，他把醫院的名字和地址發給了薛隊。

出發前，他整理好行李，猶豫一下，決定先不退房。他取出昨天放在外套裏的資料，連同幾樣随身物品拿到前臺，辦理了寄存手續，然後叮囑接待人員：除非他親自來取，否則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寄存了東西。

最後，他乘坐計程車來到城市公園，讓司機把車停到那輛奔馳邁巴赫前方，還故意問了一句“那是什麽車”。換車後，他看了一眼後視鏡，認出司機就是昨天出現在餐廳裏的人。